2022年佳木斯警校后面能不能动迁
2022年佳木斯警校后面能动迁。情况位置为警校东棚户区地块，该地块涉及征收户数2350户，16.38万平方米，该地块在2019年时，被列入全市棚改三年计划，计划于2022年实施改造，征收范围东至中华路，南至农田，西至警官学院，北至中华路。
前进区将按照市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布署，根据资金到位情况，适时启动房屋征收工作。
杀害赵尚志的战犯东城政雄：一个由盲从到觉醒的原伪满警佐
王健 周桂香 “我不仅是谋杀了赵尚志将军一个人，而是令东三省的三千万人民痛失他们的领袖，拖延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我愈发感到自己罪大恶极。
” “盲从之可怕。
” “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要为日中友好做事，这是我的使命。我的罪行留在中国抗日史上，不会消失。我的忏悔无尽无休。” 这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成员、原侵华战犯东城政雄回国后在其文章和信件中写下的悔恨之词。
日本侵华期间，东城政雄在伪满洲国做过十年警察，后被苏联俘虏。1950年7月，与其他九百余名日本战犯一同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获释回国，开启了贯穿其后半生的忏悔认罪、献身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旅程。
东城政雄 1990年前后 东城政雄的侵华履历 东城政雄（1913-1995），日本福岛县人，自述“在军国思想熏陶下，我盲目笃信天皇制，为了出人头地，选择了去伪满洲国当警察”。他回忆当年到伪满洲国当警察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1927年日本政府根据田中义一首相《对支那政策纲领》的奏文，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华侵略，在义务教育阶段用“教育敕语”，军队中用“军人敕语”来禁锢国民思想，不仅如此还大肆宣传“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定要守住北面的生命线——满洲”。那时候我已经服完兵役，成为预备役，也结了婚。
可是随着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译注）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我一同退伍的人又陆续被召回军队。我住在宫城县，一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从东北（日本的东北地区）六县招募120名满洲国警察，现役警察除外，月薪70元。”看完后，我喜出望外，马上报了名。
考试通过后，1935年来到满洲国，迈出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军国主义为美化其殖民统治，在日本国内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提出在伪满洲国实现“五族协和”、共建“王道乐土”等口号，号召国民去伪满洲国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国家。这些极具煽动效果的蛊惑使得当时很多日本年轻人怀着满腔憧憬来到伪满洲国，自然也就有了东城政雄的“喜出望外”。
1935年，东城政雄进入新京（现长春）伪满洲国中央警察学校学习，为别科第12期学员。伪满警察设立之初，人员构成复杂，大部分是张学良政权时期的中国警察，还有临时拼凑的日本警察。因此日本侵略者十分注重对伪满警察的教育和训练，在伪满首都新京成立中央警察学校、各省市设地方警察学校以及在各县设训练所，训化不同级别的伪满警察。在训化过程中，向他们灌输 “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五族一体”等殖民主义思想，要求各级警察都要无条件地效忠于日本侵略者。
东城政雄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奖状和奖品，之后的主要经历如下（伪满警察的等级从高到低为：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 1935年10月 首都警察厅 小双堡警察署 警务员 警长 1937年9月 首都警察厅 长通路警察署 外勤监督 警长 1938年3月 黑龙江省宝清县警务科 特务股员 警尉补 1939年3月 宝清县警务科 司法股主任 警尉 1940年3月 汤原县巴兰河森林警察队 队长、迎兰镇警察署警务主任（兼任）警尉 1940年10月 汤原县警察署 警务主任 警尉 1941年10月 鹤立县兴山警察署 特务主任 警尉 1942年5月 依兰县达连河警察所 所长 警尉 1943年3月 三江省地方警察学校 教官 警佐 1943年10月 抚达县国境警察队海清队 队长 警佐 1945年3月 富锦县警务科 警防股长 警佐 1945年8月 被押解至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服劳役 1950年7月 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7月 获释回日本 人成鬼——伪满警察的罪恶前半生 伪满警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护 社会 治安”的警察，而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操控下的武装力量，是日本侵华势力在中国民间的延伸，也是其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和对中国财富进行疯狂掠夺的工具。伪满警察配备步枪和轻机关枪等先进武器，因为有“临阵格杀”权力，他们制造了无数起迫害、屠杀抗日爱国军民的惨案。除了使用武力镇压，伪满警察还从事极端的特务活动、实施种种惨无人道的政策压迫、奴役东北人民。东城政雄长达四十余页的供词就是伪满警察罪行的一个缩影。
“伪满警察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是东城政雄回忆中经常出现的语句。 东城政雄起初在伪首都警察科任职，负责把警察运往屠杀中国人的刑场。如1937年在长春附近有40名群众被屠杀。
他在现场“悠然地看着中国人被伪满警察用步枪、手枪击毙，或者被日本刀斩首。还有满铁医院的医生在现场解剖尸体，挖出内脏，做着禽兽不如的事情。每个月都有四五十名中国人被这样屠杀”。
伪满警察可以随意逮捕、毒打和审讯群众，甚至秘密处决。如1938年东城政雄等从伪宝清县公署监狱提出四名“犯人”押送到河边，在上司的指使下，东城从背后开枪射杀其中一人，并将尸体抛入河中。其上司说：“这些人无论怎么拷打都不招供，没有利用价值，只好这样处理了。”再比如1940年，时任汤原县警察署警务主任的东城政雄因怀疑一名妇女（40岁）的丈夫是抗联战士，便下令抓捕该名妇女并将其吊起来拷打，逼其说出其丈夫的去处以及武器的藏匿地点。
该名妇女当时怀孕6个月，酷刑导致胎儿流产。 东北沦陷后成为了日军的粮食和资源的供应基地，侵华日军所需物资的半数都是从东北掠夺的。为满足日军对粮食的需求，伪满洲国施行严酷的“粮谷出荷（强迫低价收购粮食）”和“粮食配给”的政策，从民众口中夺粮，伪满警察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执行者。
据东城政雄回忆，在他管辖的地区，高粱、玉米、大豆等一律上交，不许老百姓吃。配发给老百姓的是参杂了野草的麦麸，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人甚至吃老鼠。东城腰间佩戴着手枪横行乡里，总觉着“什么地方会藏着粮食”。他让手下持枪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哪怕只发现一撮大豆，村民也会因违反“粮食出荷”命令而遭逮捕和拷问，然后被逼在编造的审讯记录上按手印，以“反国家思想”的罪名被抓进监狱。
由于不择手段地搜刮，东城甚至能超额完成下达的粮食征收量。他在笔供中形容当时的所作所为“行同鬼畜”“榨干了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伪满警察是以极端特务活动为重点的警察，配备了很多专职特务警察，与警备警察的武装活动受到同等重视。
1938年东城政雄在佳木斯地方警察学校接受了一个月的特务训练，提高了其在收集情报方面的业务水平。 东城政雄在笔供中写道“我因谋杀赵尚志将军立功，获得殊荣，这是我最大的罪行”。 1941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