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保存好的古县衙（陈如栋从桥头古遗迹）

导读：为贯彻落实义乌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扩大）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我市社科智库作用，29日上午，在城西街道举行了“桥头遗址保护暨义乌西大门建设座谈会”，来自义乌市有关部门、城西街道、桥头村和社会各界的社科精英们，围绕桥头遗址保护展开探讨，为义乌西大门的建设建言献策。座谈会由义乌市社科联、城西街道主办，义商智库、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中共义乌市委党校协办。本号特将部分发言稿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从桥头古遗迹，浅议乌伤县名来历

文：陈如栋 （图片来自网络）

义乌桥头遗址的发现，将以伏羲为始五千年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 推前了四千年，遗存物件之丰，考古价值之大，已震撼考古界。现场陈列的陶器蔚为壮观，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其中有太阳纹图案和八卦图案的陶器，特别引起我注目，它蕴含了古代的宗教文化和哲学文化。

上古时期，世人皆崇拜太阳，但多停在神话中，而我国则不同，对太阳崇拜，赋予了神的因素，称太阳神，先以神话的方式走向民间，贴近生活，以致同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特定对象联系在一起。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太阳神，最突出的就是“羲和”，羲和就是神话中的太阳神之母。除了羲和，其次便是“金乌”，它是汉族神话中的太阳之灵，其形象就是“三足乌”。让太阳神从神话走进人类的例子，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将自己的祖先炎帝尊崇为太阳神。再发展到“君权神授”，将君主将太阳神连到一起。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日本，也将太阳作为国旗图案。

陶瓷上的八卦图案，属于周易学范畴。易学中，太极生二仪，继生四象到八卦至无穷，加上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生剋的变化，是古代人探索大自然的朴素方法。由此衍生出风水学，如在阳宅风水中 ，就引入太阳神的概念，它作为吉神，所到方向能趋吉避凶。对太阳神的崇拜，真是无孔不入。

神一样的太阳，竟高于帝王之尊，自然受到人的顶礼膜拜，它先莅临的地方是无上荣光，让人羡慕。义乌属古越国，人口较多，地处东方，是日先升之地，自然希望能跟神联系一起，此地称“日（乌）上”正适宜。如复旦大学的前生震旦大学，“震”在八卦里为东方，“旦”是日出地平线，也含日出东方之意，二者居然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义乌原东门就跟太阳相联系，称朝阳门。 太阳古代也称乌，《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踆乌"，郭璞注解说“日中有三足乌”，则是对太阳为金乌化身的说明和解释。“乌飞兔走”是至今常用的成语。我世祖陈潭孙，元朝至正年间任国子监学录，有诗文留世曰农夫“归来饭饱乌沉后，一曲高歌酒半醺”，这里“乌”也是太阳的意思。现在义乌方言将天刚黑时称“乌窨”，所以，将日出称“乌上（伤）”，符合古越语口音，义乌的冯志来先生，丁烈先生都提过这观点，义乌古县名“乌(日)伤（上）”是日出的解析，应符合逻辑的。

战国时期，钱塘江流域地区，原是古代越族聚居之地，南为于越，北为句吴。为一族二国，其语言均为越语，当时但却无文字。如当时的描写爱情的《越女歌》，汉代刘向的《善说篇》记载此歌是32个古越语音节，是被中原文化同化了的楚国文字来记载的，则成了54个音节文字，说明二者不是同种语言，不能字字对译。

公元前222年，秦始皇派王翦平定江南，全国实行郡县制，设会稽郡辖乌伤县，县治设在今义乌市区，地域大率包括今金华市范围。为便于统治，驱逐越人，迁北方汉人南下，但大量地名均采用古越语译音保留下来，如乌伤，余杭，余姚，句容，诸暨，姑苏，无锡，歙县等。秦汉时引入汉人中原文化，以汉字音译越语，例如同是一个＂越＂字，《史记》里司马迁译“越”，《汉书》里班固译“粤”，都是译音而来。现在的吴语方言中就保留了许多古越语的音韵，主要集中在浙江，上海，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认同古地名釆用古越语译音之说，宁波 温州，苏州，徽州等地的专家学者都有发文论证支持，特别是在古音韵学专家郑张尚芳的诠释下，在吴语区已达成共识，义乌自然不可能例外。 北方汉人移入后，无文字的古越语逐渐萧条。到汉武帝时，为强化皇权，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理念，强调“君权神授”，神化了专制王权，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因而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推崇，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后来为迎合独尊儒教忠孝文化，就按汉译地名猜度臆想，编造出许多故事，西汉末年汉宣帝年间，文学家刘向在《说苑》中载：“颜乌，乌伤人。亲亡，负土为大冢，群鸦数千，衔土相助焉。乌既死，群鸦又衔土葬之。”南朝宋刘敬叔《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颜乌故事内容劝人为孝，所以流传甚广，后引为县名“乌伤”出典。

颜乌的故事很明显是一种传说，作史实解读肯定会受世人置疑。义乌颜姓人是明朝才从外地迁到义乌颜坞，颜村等村的。乌伤县名先来自古越语译音，后注入儒教说教文化，更因忠孝文化成传统主流文化主导下，逐渐演变成孝子颜乌葬母感功乌鸦的传奇故事而得名，学术界不应将它们割裂开，因为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社会意识形态演变的结果。桥头太阳纹陶器的发现，为揭开义乌古县名乌伤的来历，又提供了一个很好佐证材料。

作者介绍：

陈如栋 义乌资深文史研究者，曾任职于乡镇、国企、浙中新报，擅长古体诗、好风水学。

与会专家参观考古现场

>> 延伸阅读：

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发现距今9000年左右上山文化环壕－台地聚落

文：林 森 陈 鲲 黄美燕 蒋乐平

桥头遗址位于浙江省义乌市城西街道桥头村村西，地处金衢盆地义乌江北岸。义乌江支流桐溪在其东侧50米处由北向南流过。遗址坐落在一个相对高度约3米的高地上，海拔约89米。2012年11月，义乌博物馆提供了桥头遗址的重要线索。同年12月中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勘探和试掘，证实这是一处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为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自2014年对其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工作至今仍在继续。

桥头遗址目前发掘面积约2300平方米。清理各个时期遗迹，包括房址1处、墓葬45座、灰坑160余座和灰沟3条，部分上山文化时期的灰坑内出土有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陶器，具有“器物坑”的性质，已修复的陶器达110余件，而两座上山文化中晚期墓葬为迄今浙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骨骼遗存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

多年的系统发掘表明，桥头遗址为一处相对独立的环壕－台地聚落单元，遗址的东、南、北三侧为人工挖掘的环壕，遗址西侧被河流冲刷破坏，中部形成略呈正方形的不完整台地。东部台地以及环壕的内沿保存基本完整，但外沿遭到古河道冲刷、近现代动土破坏，仅在遗址的东部、南部和西北角得到了局部的保存。环壕内沿相对较深，且较为陡直，外沿则呈现缓坡状，高度也低于内沿。在遗址东侧，环壕还存在一向外延伸的通道。总的来看，桥头遗址的环壕遗迹完整性基本确立。环壕宽10~15米，深1.5~2米。以环壕的内沿为界限，中心台地的边长约40米。

出土陶器

灰坑内发现的陶器

墓葬人骨保存较为完

桥头遗址已清理至第⑧层，其中第⑤-⑧层为上山文化层。上山文化层均分布在中心台地范围。上山文化层遗迹包括房址、灰坑和墓葬等，台地东侧靠近环壕处还存在数处呈一定规律分布的柱础基础，可能存在建筑遗迹。台地在上山文化层存续期间，遗迹整体特征较为一致，呈现为缺少生活垃圾的废弃堆积，而以“器物坑”或者墓葬为主。台地可能存在功能分区，其中房址（F1）位于台地南部，开口于⑥层下，形状近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半地穴式，坑内堆积大量红烧土，周边环绕柱洞。台地北侧上山文化层遗迹以“器物坑”和墓葬为主，如 H98、H150内均堆积有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陶器，其中H98已修复陶器超过50件，这些灰坑内陶器还存在一定的叠压关系，可能是多次活动行为所形成。两座上山文化中晚期墓葬M44、M45均为土坑竖穴墓，侧身屈肢葬，头向东侧。

其中M44人骨保存较为完好，面部朝向南侧，随葬一件陶罐，置于上肢骨与盆骨之间。M45南北两侧均被晚期遗迹打破，保存状况较差，面部朝向北侧，不见完整随葬品。

从遗址西侧被河道破坏所冲刷出的南北向剖面观察，遗址的生土面较为平整，推测遗址的最早利用阶段存在对台地的修整、堆筑等一系列营建行为。T1721探方环壕底部发现一座包含物明确属于上山文化的H87，结合上山文化层分布局限于中心台地范围的特征，可确定环壕及土台的营建始于上山文化时期，并可推定是先营建后使用。目前揭露出的环壕内堆积均属于跨湖桥文化阶段，但因台地上部文化层破坏较为严重，上山文化层之上已经不见跨湖桥文化层，对环壕内堆积的成因、堆积是较短时间内连续形成还是较长时间内间断形成等问题，有待于寻找进一步的考古证据来解释。总体而言，环壕应兴建并使用于上山文化时期，在这期间，环壕内所倾倒的废弃堆积较少，或者存在有意识的清理行为，这也与台地非生活化，可能以飨宴、祭祀为其功能的性质相一致。至跨湖桥文化时期，环壕-台地的功能性质减弱，环壕也被废弃而堆积大量跨湖桥文化的垃圾。

桥头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石器包括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凿、石刀等，打制石器极少见。陶器的保存状况较好，以粗泥陶为主，陶器表面多为红色，少量为黑褐色陶。陶器类型包括大口盆、平底盘、卵腹罐、双耳壶、圈足盘等，陶衣鲜亮，以红衣为主，也有乳白衣，体现出陶器装饰的高超手艺。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彩陶，分乳白彩和红彩两种。红彩以条带纹为主。乳白彩纹比较复杂，出现了太阳纹、短线组合纹等图案。桥头遗址彩陶具备了跨湖桥文化彩陶的基本因子，太阳纹图案也一脉相承，充分说明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重要源头。

从试掘探方早期文化层中获取的炭屑样品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了7985±50（T1⑥）、8090±45（T1⑦）等数据，校正年代为距今约9000年。最近又在不同地层单位通过浮选系统采集了一批测年样品，有望获得更加精确的测年数据。

勘探表明，遗址东侧还存在较大面积的高地区域，是否存在与现有台地功能相关的遗址区域，有待于下一步的考古发掘工作。

桥头遗址是一处重要而又特征鲜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不仅丰富了对上山文化的认识，也将使得对钱塘江上游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东南地区距今9000年前后文化面貌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大量制作精美、器型丰富的出土陶器，对于认识当时人类的制陶工艺、彩陶技术的起源以及精神信仰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墓葬出土的人骨对于了解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南方地区的人种以及不同人种的迁徙与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随着桥头遗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将更加清晰完整地揭示出距今9000年前后本地区人类的生业模式、社会形态与精神信仰。（图文转自：国家文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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